唐高宗李治驾崩后，其子李显继位，史称唐中宗。这位新君性格优柔寡断，缺乏主见，加之其父在位时朝政大权已逐渐落入武后之手，因此李显登基后徒有皇帝之名，却无实权可言。朝堂之上，武后依然牢牢掌控着官员任免、军国大事等核心权力，李显的诏令往往需要经过武后首肯才能施行。
权力博弈向来是历史舞台上最精彩的戏码。对参与者而言，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政治表演；对后世观察者来说，则是一出值得玩味的历史大戏。李显虽天性懦弱，但在皇位诱惑下，仍不免与母后产生权力摩擦。这种母子争权的戏码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，晚清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就是典型例证。名义上的皇帝总会吸引一批投机者形成帝党，他们打着忠君的旗号，实则谋求个人政治利益。在唐朝这场权力斗争中，李显的皇后韦氏展现出惊人的政治野心，她暗中培植党羽，试图从武后手中夺取权柄。
然而韦后终究不是老谋深算的武后对手。在这场权力较量中，韦后集团很快败下阵来。公元684年，武后以李显昏庸无能为由将其废黜，改立李旦为帝，是为唐睿宗。这场废立看似只是皇室内部更迭，实则牵动着整个帝国的政治神经。对野心家而言，这正是浑水摸鱼的大好时机。就在此时，被贬扬州的徐敬业抓住机会，以匡复李唐为名起兵造反，声称要推翻武后，迎回中宗。可惜这场叛乱仅持续月余便以失败告终，随其起事的著名诗人骆宾王也难逃一死。
徐敬业兵败的原因值得深入剖析。首先，他犯下了严重的认知错误。作为李显旧臣，徐敬业被贬扬州后，周围聚集了大批同样失势的官员。这个小圈子不断强化着天下共愤武后的错觉，使徐敬业陷入信息茧房。他错误地认为自己的起兵会得到全国响应，殊不知这些失意官僚的牢骚远不能代表天下人心。这种以偏概全的认知偏差，与现代人常犯的统计学错误如出一辙。
其次，徐敬业在战略决策上出现重大失误。其谋士魏思温曾提出直取洛阳的奇袭战略：趁武后不备攻占东都，即便不能擒获武后，也能以洛阳为据点号令天下。这一策略与后来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役的成功路线惊人相似。但徐敬业过于保守，执意要先取金陵建立根据地。这种求稳心态使其错失战机，最终重蹈清初吴三桂割据失败的覆辙。
再者，徐敬业严重缺乏实战经验。他之所以能位居要职，全凭祖父徐世勣（李勣）是太宗朝开国功臣。这种荫庇入仕的途径使他未经战阵磨练。当真正统兵作战时，书本上的兵法与实战相距甚远。面对朝廷精锐之师，徐敬业的指挥漏洞百出，最终兵败身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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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，徐敬业在用人方面也存在问题。成就大业必须依靠优秀团队，如汉高祖刘邦之所以成功，正在于善用萧何、韩信等人才。而徐敬业身边除了魏思温等少数谋士外，缺乏真正能独当一面的将才。在关键时刻的人才短板，加速了其失败的进程。
这场短暂的叛乱虽然失败，却折射出权力斗争中诸多深刻教训。从信息甄别到战略抉择，从实战能力到团队建设，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可能导致满盘皆输。徐敬业的故事提醒后人：政治博弈从来不是单凭一腔热血就能取胜的游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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